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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伟大的长征》周恩来与博古谈话之后,博古便交出大印,如何看待最高的权力平稳过渡?

交大印的说法并不正确,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当场 “交大印”。开会时只是取消了“三人团”、增选毛泽东进常委,还留下一句“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”。真正把中央总负责这个位置让出来,是二十天后,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。 博古(秦邦宪)1907 年生,1931 年 9 月继向忠发之后负总责,那一年他二十四岁。 1933 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进中央苏区,他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搭班子。李德不懂中国话,不了解中国农村,但手里握着 “共产国际” 的尚方宝剑,而博古懂理论、能写、组织能力强,唯独没打过仗。 第五次“围剿” 就是这么打输的。敌人碉堡推进、步步为营,红军被要求 “堡垒对堡垒”“短促突击”,拿血肉去撞钢筋水泥。 1933 年 11 月福建事变,十九路军反蒋,本是极好的机会,没抓住。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,红军伤亡五千余人,门户大开。到 10 月,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出发长征,队伍里带着印钞机、兵工机器、X 光机,坛坛罐罐舍不得扔,行军速度慢得像搬家。 然后是湘江。 1934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1 日,五天五夜,红军在广西全州、兴安一带硬渡湘江。过江之后,八万六千只剩三万出头。红三十四师整个师留在江东岸,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扯断自己的肠子。这不是战报上的数字,是那些从井冈山一路走过来的老兵,一批一批死在江水里。 仗打到这个水平,实际上对他们二人的不满 已经很严重了,部队里流传的话很直接: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,得让毛泽东出来指挥。这种话在当时是犯忌的,但它就是传开了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铺垫:行军路上,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三个人走在一起,被人叫作 “三人团” 之外的“三人行”。 王稼祥当时腹部带着弹片,是坐担架走的;毛泽东在打摆子。两个病号加一个被架空的政治局委员,一路走一路聊,聊的就是仗为什么打成这样。很多共识不是在会场上产生的,是在担架上、在山路上产生的。 会前的三次会议也值得记:12 月 12 日通道会议,放弃北上湘西与二、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,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;12 月 18 日黎平会议,正式否定博古、李德的方案;12 月 31 日到 1935 年 1 月 1 日猴场会议,定下强渡乌江、进占遵义,并且明确规定,红军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。这一条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收走了。 所以遵义会议不是突然爆发的,它是三场败仗、三次会议、一路争执之后,非开不可的一次会。 打下遵义之后,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,遵义老城,国民党二十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。到会二十人:政治局委员博古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毛泽东、朱德、陈云,候补委员王稼祥、刘少奇、邓发、凯丰,还有刘伯承、李富春、林彪、聂荣臻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李卓然,秘书长邓小平,以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。 博古先作主报告,讲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总结,把失败归到敌强我弱、各苏区配合不够;周恩来作副报告,讲军事,而且主动作了自我批评,承认军事指挥上有错误;张闻天作 “反报告”,拿出一份事先和毛泽东、王稼祥商量过的提纲,系统批 “左” 倾军事路线。 最后毛泽东发言,讲得最长,专讲军事,从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讲到防御时的保守主义、退却时的逃跑主义。 王稼祥躺着发言,明确支持毛泽东。 朱德说,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,不能这么打。 凯丰不服,当场顶了一句,大意是 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,不过是看了《孙子兵法》”。毛泽东后来还真回了一句:打仗的事,我确实没看过多少兵书。这话在当时不算硬气,但结果摆在那儿。 会议的结论写在陈云后来那份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》里,是硬材料: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;取消三人团,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、周恩来指挥军事,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;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;会后常委再作适当分工。 二十天后,也就是 1935 年 2 月 5 日,中央纵队走到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,当地叫“鸡鸣三省”,站在那儿鸡叫一声,三省都听得见。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,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,在党内负总责。 周恩来随后找博古谈了一次话。这次谈话没有正式记录,他 1972 年 6 月 10 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党史的时候提过,大意是:跟他讲清楚,现在这个局面,你那一摊子得交出来,交给洛甫,大家的意思也是这样。博古听完,说交就交。没有讨价还价,也没有讲条件。 然后是把中央的印章、文件、装文件的铁皮箱子,给拿了出来。后来很多叙述里写成 “交出大印”,形象是好形象,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一枚像玉玺那样的印,真正交出去的是常委会里那个 “负总责” 的身份,和随之而来的一整套文件、会议召集权、与各路红军的联络。 博古交的不是全部。他还是政治局常委,之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,继续在队伍里工作。他不是被赶下台的。 2 月 5 日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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